上山下海許馬克

宜蘭舊城之旅

【首部曲-風雲變色】

勸人向善為要、不必回鄉

《清朝治蘭》

        此時噶瑪蘭的內外情勢，已不容許清廷繼續消極地視而不見，嘉慶11年(1806)先是各籍移民間的械鬥，繼而海盜蔡牽、朱濆進犯，官方才感受到如果繼續將噶瑪蘭置之化外，一旦成為賊匪的巢穴勢必成為一肘腋之患，因而清仁宗在嘉慶14年(1809)指示將噶瑪蘭納入版圖。嘉慶15年(1810)楊廷理奉派來籌備開蘭事宜，根據他的調查，宜蘭人口已有14,452戶、42,904人，其中包含噶瑪蘭36社5,540丁。楊廷理五度入蘭「殫一己之心思，乃三月之勞瘁」考察民情風俗地勢物力，完成《噶瑪蘭創始章程》奠定開蘭基礎。並選定「五圍三結街為東西勢適中之地，局面寬宏，山川形勢脈絡分明，通判、守備均於該地駐紮，必須建築城垣以資捍衛」即是今日宜蘭市舊城東、西、南、北路圍起來近似正圓型的區塊，作為廳治所在，興建噶瑪蘭城。

圖1:噶瑪蘭聽水利堤堰全圖，宜蘭的日本時代, 林正芳,蘭陽博物館, p.19

    有別於台灣西部漢人的墾拓，在蘭陽平原上的墾拓過程，是以「結首制」將30-50個人編為一結，由「小結首」帶領進行拓殖，「結」下的田園分成數「份」，每位參與者可以分得一份；小結首之上還有大結首、總結首，和土地之本家。「結」是墾拓組織的基本單位，也是組成宜蘭拓墾社會的基本單位，不僅具有自治的能力，也擁有自己的土地。

    同治13年(1874)「牡丹社事件」後在沈葆楨的建議下，將台灣由一府四縣三廳改為二府八縣四廳；光緒元年(1875)噶瑪蘭廳改為宜蘭縣，由新闢地區臨時建制的「廳」，改變為正式管轄的「縣」，更名為馴雅向化、意味漢族領域的「宜蘭」。 不同於中國一般自給自足式的農耕，來自漳、泉、粵三籍熟悉農業的移民大量流入，在水資源豐沛的蘭陽平原鋪設水圳從事水稻耕作，不僅自給有餘甚且可以行銷外地，從開拓之初宜蘭就出現了市場取向的米產經濟；《噶瑪蘭廳志》記載:航行宜蘭的貿易船隻將稻米運往大陸的江蘇、廣東和福建的漳州和泉州，而運回紡織品、五金、家具、瓷器，其他生活日常必須品。

圖2:蘭陽八景之五-石港春帆，宜蘭的日本時代, 林正芳,蘭陽博物館,p.23

《禮遇仕紳》

    光緒20年(1894)甲午戰爭在馬關條約中割讓台灣與日本，改隸之際有本事的官員大多逃之夭夭，住在宜蘭基層士兵的去留無人聞問，這些從外省派來的兵勇，千里當兵只為財，如今無人派發薪水只好自尋生路，而他們是一群受過戰鬥訓練、擁有兵器的武力團體，既然不受王命節制落草為寇，危害鄉里之事就可想而知了，這是當時不少地區要派人去請日軍早日進駐的歷史背景。

台南市紳洪棄生在他的著作中紀錄了一則宜蘭的消息:

據說，曾任甘肅河州知州的李望洋舉人在確定割台後，約集宜蘭城各舖戶日日候迎日軍，同時剪髮變服，有人嘲笑他，李則說「吾以老頭皮易蘭城生命也」

    殖民政府於明治28年(1895)6月22日由第一任支廳長河野主一郎進入宜蘭城，此時另一位指標性人物是留下來與宜蘭人共生死的楊士芳進士，日本領台之初依照國際法規定，給予台灣人2年時間的國籍選擇，很多的上層階級紛紛內渡到大陸，當時已70歲的楊士芳進士對於去留十分徬徨，透過扶鸞方式藉恩主降乩指示:「宣揚忠孝、感化人心、勸人向善為要、不必回鄉」，因而他留在宜蘭，是當時唯一沒有內渡大陸的進士。

圖3:宜蘭郵便電信局市內略圖，宜蘭的日本時代,林正芳,蘭陽博物館,p27，明治32年(1899)城廓尚未拆除、市區尚未改正，城內道路和聚落都還維持清代格局。

    身為宜蘭的頭號仕紳，在改朝換代之際實在難有迴避的空間，無論同意與否他都得出任宜蘭支廳參事，名義上是「以備諮詢」實則為就近看管，於是他將全副心力投注於社會教化，出任救民局局長，扮演官方與民間的溝通橋樑，倡建碧霞宮、創設勸善局，尤其是到各地的宣講活動，他幾乎無役不與場場親臨主講。楊士芳這種既不迎合也不抗拒的溫和立場，也讓其他較低階的仕紳，在參與新政府事務時比較沒有道德上的壓力，例如，六品功勞的陳儒林因為代表蘭城父老「謀赴台北稟請天兵早蒞蘭境，鎮撫地方安頓民心」，日後成為軍政部門的重要顧問；舊宜蘭縣衙的老吏，儒生林懋勛，因為熟悉清代律例，被殖民政府任用為宜蘭支廳書記，掌管吏務並負責辦理救民局事務；

圖4:碧霞宮圖-取自宜蘭人故事館

《圍城之戰》

    相對於仕紳的主動配合，反而是「中、北部樟腦、茶葉之發展而培養一群勞動者」出而反抗，從日人的資料來看，北台灣負責串連反日勢力的是徐祿，他自稱受台南黑旗軍統領劉永福之命，企圖推翻日本統治；明治28年(1895)9月，三結庄(今日五結鄉大吉村)西皮派首領林大北與徐祿在貢寮會面，號稱可以招集當時尚留在宜蘭的清勇200人預做準備。宜蘭出身，活動於台北安坑的林李成，也聯絡了頭城秀才林維新，出示劉永福統領的文書，任命林維新總理宜蘭、基隆反日武裝勢力。

    明治28年(1895)12月21日趁著日軍頃力南進，台北空虛之時，同時在台北、宜蘭、淡水、金包裏、新竹各地同時發動攻勢，以其牽制日軍，一舉而下台北！ 12月28日宜蘭反日勢力率領二千餘人襲擊頂雙溪憲兵隊，大里簡守備分遣隊與警察隊，越過草嶺前往支援的途中被襲全部戰死，由於日軍在人數上居於劣勢，故進行戰略退卻，將各地守備隊及警察隊後撤至宜蘭城內等待援軍。

    《宜蘭城防禦配備略圖》是為了防禦宜蘭城之用所調製的戰略方針，圖中顯示日軍禁止人民通行於東、西、北三門，因為這是抗日軍包圍的方向；留繫在西勢溪(宜蘭河)北岸的船隻一律移動到南岸，同時禁止人民渡河；此外，它也註記了宜蘭城與周邊村莊的聯絡交通方式，例如，出北門外並非如現在的直行，而是往西北走一段，在西勢溪最窄處坐船過河，出西門也有渡船聯絡中和、內員山等地。

    台北來的日軍增援部隊在明治29年(1896)1月12日登陸蘇澳地區，分為三個縱隊同時向宜蘭城前進，雖然沿途曾遭阻擊，1月17日上午開始針對林李成、林大北的根據地發動攻勢，當日便佔領礁溪，19日日軍攻占頭圍，反抗勢力不敵轉入山地活動，自此抗日圍城之戰算是失敗了。

圖5:宜蘭城防禦配備略圖，宜蘭的日本時代,林正芳,蘭陽博物館,p.33

《匪徒以剿》

    圍城之戰結束後日軍採取「堅壁清野」的清鄉工作:凡持有兇器和舉動不穩者都悉予槍殺，凶器則全予毀壞，其家屋亦一起燒毀，自圍城之戰起至1月28日期間，整個宜蘭支廳被誅殺者達1500人，燒毀家屋1萬間，宜蘭平原大半已呈灰燼…。

    但是宜蘭平原越往北越窄，雪山山脈直逼平原入海，日軍對於轉入山區活動的剩餘抗日勢力，一直無法有效掃蕩，總督府改以「等待歸順，究明土匪真相，對不降者斷然討伐以圖剿滅支軟硬兩手政策」作為處理方針，明治29年(1896)11月16日獲得林大北「歸順」，11月23日林維新「自首」；林李成則是回到廈門，其下屬出身礁溪林尾庄的林火旺，承攬統領之權，手下約有七百人左右。

    明治31年(1898)7月重要抗日首領陳秋菊、徐祿等人提出「歸順」的請願書，宜蘭廳長西鄉菊次郎認為應該趁此機會招撫林火旺，讓他明白與日本對抗除了被掃蕩外，「歸順」是無可奈何的選擇，而且歸順後對他們原有的產業權益:伐木、採薪、製腦、墾田、洗金、燒炭、採礦等生業予以維持，並同意對於抗日之事既往不咎，因而於明治31年(1898)7月12日順利取得林火旺的請願書，7月28日在礁溪公園(今日礁溪協天廟西方楓樹林)舉行歸順儀式，參加者約有300人。

圖6: 宜蘭郡大觀圖，宜蘭的日本時代,林正芳,蘭陽博物館,p67-礁溪部分

        對於這一批日治以來數量最多的歸順者，日本殖民當局非常謹慎，並理解到若令其無所事事，日後難保不再出而作亂，於是官方先將槍枝收繳整編，表面上，殖民政府對林火旺集團刻意懷柔，官方力量不進入北宜山區，默認是屬於林氏集團的的勢力範圍， 接著是讓他們承包，聯繫台北與宜蘭兩地之交通及軍事上的需求，以清代淡蘭便道之舊徑  修鑿拓寬的北宜道路修建工程 ，林火旺等人主要負責南段小金面山(礁溪)至坪林尾的施工，事實上，只是在官方實力尚未完備時曲意優容，同時藉由大量的工程工作消耗他們的精力，所以當北宜道路完成立碑之時，便是林氏集團末日的到來！

    明治33年(1900)2月11日，為了紀念餐風露宿、披荊斬棘的工作人員，並慶祝道路完工，宜蘭廳長西鄉菊次郎，在今日北宜公路縣界公園舉行「湖底嶺開路碑」立碑儀式；該石碑戰後命運多舛，先是在林才添縣長任內，把面西的碑名磨平改刻上「金面大觀」，其後又於陳進東縣長時，將面向平原的碑文去除刻上「亢懷千古」，不過碑石是原來的；

    雖然是投降了但是林火旺的部下施矮九，還是維持著舊日綠林氣息，公然帶刀在街頭橫行，與取締的日警發生爭執並遭到逮捕，在押解途中林火旺的部眾動手劫囚，日人因此認定林火旺有反抗之心，林火旺與同夥只好遁入深山藏匿，在日軍強力封鎖下，他們無法補給部眾紛紛離去，最後因為有人密告而被捕，明治33年(1900)3月22日林火旺被處決。這是宜蘭武裝抗日的最後一擊，此後宜蘭再無大型的武裝反日行動。

圖7: 湖底嶺開路碑/金面大觀，宜蘭的日本時代,林正芳,蘭陽博物館, p.4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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